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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超過四十年的寫作歷程、文體觀念 強調普通百姓才是《天壇六十記》的主角 肖復興:用筆記錄下與時間共生共存的記憶和未及之夢
來源:北京青年報 | 燕舞  2021年01月17日08:27

繪圖/肖復興

“在秋深春遠的晚年,天壇給予我新的碰撞,新的感悟,新的畫作,新的文字,‘以免讓我在生命終結時,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活過(梭羅語)。’”2021年年初,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著名作家肖復興的最新散文集《天壇六十記》,作者如此自述心志。

還是2019年年底,筆者去北大文研院探訪肖鐵,他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東亞系副教授,當時受邀回國駐訪,就聽他數次提及乃父肖復興的這部書稿。

“城市傳記”題材近兩年在坊間炙手可熱,而剛剛過去的2020年是北京建都600週年,故宮和天壇都是600年前那場遷都的遺產。近年特別是2020年以故宮為主題的出版物不在少數,而新近從北京巡展至南京的特展《1420:從南京到北京》將持續展至2021年4月,因此,我很好奇二十多年來以“北京(宣南)書寫”而著稱的肖復興何以、如何另闢蹊徑去書寫“一個人的天壇”。

肖復興將到天壇旅行或遛彎兒的普通民眾,置於天壇這樣一個600年的獨特地理和文化空間,這個“人民的天壇”無形中呼應了全球人文社科研究領域近些年來盛行的“空間轉向”。

因此,一年多來,我格外期待着《天壇六十記》的正式出版。冬至過後新鮮出爐還散發着墨香的《天壇六十記》,成了筆者與肖復興近期進行長篇筆談的由頭。

“天壇只是背景,並不是主角,來天壇的這些普通百姓才是主角。”寫作緣起、心得感悟在《天壇六十記》中多有講述,所以我們的筆談並沒有侷限於這本新書,我試着梳理和重訪了肖復興先生超過四十年的寫作歷程、文體觀念和他的思想、文化資源乃至親子關係的處理。

散文

不大讚同散文以掉書袋的方式過多引入其他方面的元素

燕舞:《天壇六十記》中的60篇散文的整體水準比較齊整,當然書中《天倫之累》《三角梅》和《古柏日晷》《如歌的行板》《成貞門》《六百個春天》等篇目的水準相對更高更為出彩。比如,這幾篇裏,作為繪畫愛好者您談古柏的獨特性時,對比了梵高與史鐵生的不同書寫,作為資深樂迷又談及絃樂中您偏愛的大提琴。

餘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和夏堅勇的“歷史大散文”都曾風行一時,如果説他們是靠文史方面的一些長時段考察和見解來提升散文的品質,那前述諸篇裏的不少精彩論述,延續了您在文藝創作尤其是古典音樂、繪畫鑑賞方面的傳統優勢,增加了《天壇六十記》的文化含量和厚重感。基於此,您認為哪些元素的引入可以增強散文這種古老文體的品位和智識含量?您似乎不太使用“隨筆”這個概念。

肖復興:我確實不大在意“散文”與“隨筆”的區分的,我覺得隨筆是散文的一種變奏,散文應該更注重自己,多為敍事裁心;而隨筆則是把中心移至他者,可以多為説理言辭。然而,無論哪一種書寫,都要有我,無我的散文或隨筆都是我不會去寫的。

我一直以為,與其他文體相比,沒有比散文更能讓人一眼洞穿作者、也更能讓作者審視自己而一箭穿心的。同時,也更能讓讀者和作者在此相會交流,即使一時難以做到傾心,卻可以做到暫時的清心。這便是散文這種文體與眾不同並讓人最可親近之處。曾讀過明人徐渭一聯舊詩:“肝膽易傾除酒畔,弟兄難會最天涯。”這種感覺即使一時難以抵達,卻是我一直以為散文應該擁有的一種境界。

散文寫作,還有另外一種境界。孫犁先生曾經由衷地喜歡賈平凹早期的散文作品。38年前,1982年,在《尺澤集》裏,他在評點賈平凹的《靜虛村記》和《入川小記》時,特別説了“細而不膩”和“低音淡色”這樣兩點特色,他説:“這自然是一種高超的藝術境界。”特別是針對散文寫作者而言,“細而不膩”和“低音淡色”是散文寫作抵達這種高超藝術境界的兩翼——細,強調的是散文生命的調性和本色;低、淡和膩,説的是正反兩面,強調的是散文的樸素和節制的性格。

如今,強調散文寫作的細,還為人所道並重視,因為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郁達夫在論述散文創作時就曾經説過:“原來小品文文字所以可愛的地方,就在於它的清、細、真三點。”細是被強調的三點之一,百年以來延續至今。但是,低、淡和不膩,被強調得不多了。相反,高音喇叭、濃妝豔抹、肥膩流油的散文寫作,日漸其多。毫無節制的童年、鄉愁、親情或走馬觀花旅遊景點自拍式、廣告詞式的書寫,炫技派的高蹈懸空瑣碎浮華的鋪排,塞進歷史文化的陳芝麻爛穀子,以顯示氣骨不凡、高妙的所謂大文化散文,都與當年孫犁先生所強調的“細而不膩”和“低音淡色”漸行漸遠。

我是不大讚同以掉書袋的方式過多引入其他方面的元素,來增加散文這種古老文體的品位和智識含量的。散文的寫作,應該是恬淡自如,很隨意親切的。如果有一些智識,也應該是自然的,和文體水乳交融,和你所書寫的對象相吻合,不是人為有意的添加劑,或塗抹上去的粉底霜,以此招搖人的耳目。當然,就像當年李可染先生對自己繪畫的要求所説的:要用最大的氣力跳進來,再用最大的氣力跳出去。需要自己從已經熟悉的文學天地跳進一個並不熟悉的領域,給自己一點兒新鮮感,才有可能給讀者一點兒新鮮感,從而讓寫作的天地由窄變寬由舊變新,彼此受益。但是,這不應該是刻意的,而是真正出自你的愛好,是如水而流淌迴環,不是像學者做學問一樣必須要引注典籍以增加所謂厚重的説服力。

體育文學

真正的體育文學所展現的天地,不應該僅僅侷限於激烈比賽和奪目金牌

燕舞:有忠實讀者概括您的創作生涯“以寫小説起步、以寫報告文學知名、以寫散文令人矚目”。您的性格喜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卻是以小説《國際大師和他的妻子》開啓新時期文學體育題材的創作的,也有論文研究這部作品的“體育價值觀”“體育文學的價值訴求”。早期創作對“體育”主題的側重也促成您1986年入職國家體育總局旗下《新體育》雜誌社當了幾年記者?

肖復興:儘管跑得不快、跳得不高,但不妨礙我從小喜歡體育,我最喜歡看田徑和籃球。那時我國的跳高運動員鄭鳳榮和短跑健將陳家全,是我崇拜的偶像。

女籃我最喜歡看當時煤礦隊的劉紹蘭和四川隊的李墨蘭,我稱之為“女籃二蘭”;楊伯鏞、錢澄海、蔡集傑,則被我稱為“男籃三劍客”,痴迷他們場上的溜底線、後場運球和砸眼兒跳投;蘇聯迪那摩隊來京,因隊裏有當時世界上個子最高的選手克魯明,雖然兜裏“兵力”不足,只買到最後一排的票,全場站着,踮着腳尖,也看得興致勃勃。所以,調到《新體育》雜誌社,很有些興奮。

那是1985年年底,我38歲,還算年富力強。我在那裏當了十年體育記者,採訪了奧運會、亞運會、世界友好運動會和一些單項國際大賽,採訪到布勃卡、劉易斯、奧蒂、瓦爾德內爾等好多世界級運動員。

之所以調到《新體育》雜誌社,大概和我當時寫了你提到的《國際大師和他的妻子》等一些文章,出版了關於體育的《天下第一劍》和《運動員之戀》的書有關吧。我最初的寫作,除了北大荒插隊的生活之外,寫了一批這樣的體育報告文學和小説,那時候,我還出版過一本根據《國際大師和他的妻子》素材寫出的中篇小説《棋手和他的妻子》。在我當時寫的東西里,體育題材應該佔有相當大比例,或者各佔一半吧。

我國是一個體育大國,如果“體育文學”這個概念真能成立的話,我國的體育文學別看一度挺熱鬧,但並不發達。我們所看到的,或者所熱衷的,曾經風靡一時的,是那種問題式的和金牌式的這樣兩大類。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它們確實曾經發揮過獨特的作用,但我從一開始心裏就很明確,我是不會寫這樣的東西的。那時候,我讀過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看過南斯拉夫拍的一部電影《傑爾菲娜站起來》,這些對我影響很大。真正的體育文學所展現的天地,不應該僅僅侷限於賽場所呈現的激烈比賽,不應該僅僅表現奪冠而獲得的奪目金牌,更應該在於人的心靈世界與人性幽微的深處。

我調到《新體育》,奉命第一次採訪的是莫斯科友好運動會,寫成了第一篇文章,是布勃卡的採訪記。當時,他以6.01米的高度,打破了一年前在巴黎田徑大賽上他自己創造的6米的男子撐杆跳世界紀錄,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跳過6米大關的“飛人”。我沒有寫他這些輝煌的戰績,也沒有寫他是如何艱苦訓練才取得這樣的成績的,我只寫了跳過6.01米這一天正是他兒子一歲的生日,寫了他與兒子、妻子以及家庭的關係,用了這樣一個題目《帶給兒子的生日禮物》。我沒有寫“送給”,只説是“帶給”,我希望平易一些,把那些輝煌的明星拉下鮮花簇擁、鎂光燈閃爍的領獎台,和我們普通人站在一起。

閲讀

中學時代俄羅斯文學佔了我閲讀的絕大部分,插隊後期法國文學一度佔據我閲讀的主流

燕舞:您在與老鄰居、老學長邵燕祥先生生前進行的為數有限但很深入的幾次交流中,談到了康·帕烏斯托夫斯基、伊薩柯夫斯基、柯切托夫和肖斯塔科維奇等蘇俄作家和藝術家,您在《天壇六十記》中《如歌的行板》這一篇裏,也是用你們這一代人“長期受到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來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咱們這一代人喜歡柴可夫斯基”,在寫作生涯的不同階段,您重點閲讀過的中、外“作家中的作家”有哪些?

肖復興:中學時代,俄羅斯文學佔了我閲讀的絕大部分,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柯羅連科的《盲音樂家》,赫爾岑的《喜鵲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不管看得懂看不懂,都曾經如飢似渴又囫圇吞棗地讀過,並自以為是地感動過。其中,最喜歡契訶夫和屠格涅夫。契訶夫的《新娘》《帶閣樓的房子》影響到我整個青春期對文學乃至對周圍世界的審美意識和價值判斷。屠格涅夫的六部長篇那時都看過,印象最深的是《羅亭》,我抄錄了書中大段大段的文字。那時,顧影自憐,覺得羅亭這樣的多餘人就是自己。但是,羅亭對深愛着的娜塔麗雅説過的一句“凡是有美和生命的地方都有詩”,讓我真的相信並支撐我度過那段迷茫而痛苦的青春期。

插隊後期,法國文學一度佔據我閲讀的上風,其中雨果和羅曼·羅蘭對我影響最深。雨果的《九三年》讓我震撼,雨果所描寫的法國1793年那場波瀾壯闊的資產階級大革命,讓我和當時剛剛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情不自禁地進行對比並由此開始反思。1793年和1966年,成為刻印在我心中的兩個劃時代的醒目年份。《九三年》充滿思辨的色彩,尤其是書的後面,朗德納克為救孩子的性命而選擇犧牲自己,郭文為救朗德納克而選擇犧牲自己,西穆爾登為處死郭文而選擇自殺;郭文是為了良心,西穆爾登是為了法律,朗德納克是為了孩子,他們當中誰能夠説得上是正角或反派呢?《九三年》顛覆了當時流行的樣板戲裏那種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界限,也顛覆了當時甚囂塵上的革命的高頭講章,為我們進行了一次革命和人道主義的啓蒙。

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是我從北大荒插隊回到北京待業在家時讀的。書寫得太好了,傅雷翻譯得也太好了,我恨不得把整本書都抄下來。書看了兩遍,閲讀筆記裏好幾處竟然抄了兩遍。克利斯朵夫從小生活在那樣惡劣的家庭,父親酗酒,生活貧窮……一個個的苦難,沒有把他壓垮,相反把他錘鍊成人,讓他的心敏感而濕潤,讓他的感情豐富而美好,讓他的性格堅強而不屈不撓。以從前我所熱愛和崇拜的保爾·柯察金和牛虻為革命獻身吃苦而毫不訴苦的形象來比較,克里斯朵夫更讓我感到親近,而他個人奮鬥所面臨的一切艱辛困苦,和我自己身邊發生的情形格外相似。同保爾·柯察金和牛虻相比,他不是他們那種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人,不是那種高舉紅旗揮舞戰刀的人,他的奮鬥更具個人色彩,多了許多我以前所批判過的兒女情長,多了許多嘆息乃至眼淚,但他讓我感到他似乎就生活在我的身邊,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有些冰冷的手温、濃重的鼻息和怦怦的心跳。

在《約翰·克里斯朵夫》裏,羅曼·羅蘭説了這樣一句話:“每一個時代都要設置一個理想,好讓年輕人瘋狂。”説得真的是好,起碼對於我,像是對症下藥,讓我沉靜下來,反省自己,反思時代,面對現實。我最初的寫作,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帕烏斯托夫斯基和布羅茨基是我的最愛,他們的書就放在我的牀頭,經常會翻開來讀,每一次,都會給我帶來不一樣的感受和靈感。除此之外,加拿大的門羅、以色列的奧茲、美國的菲利普·羅斯、波蘭的託卡爾丘克、日本的三島由紀夫等幾位,也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家。日本的是枝裕和,雖然是導演,但他寫的小説,我也非常愛看,覺得比他的電影更舒展更親切更娓娓道來。這些偉大的作家的作品都曾滋養過我。

記憶與夢想

記憶和夢想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主要標誌,而文學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書寫記憶和夢想

燕舞:七年前和五年前您分別出版過《美國拾零》和《印第安納速寫》兩本美國印象記,這兩本您和夫人去美國探親和含飴弄孫的“副產品”,在您整個的創作歷程中,有沒有什麼特殊性?

肖復興:除了你提到的這兩本書,去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剛剛出版了一本《女人和蛇:美國摺疊》。自2006年到2018年去美國所寫的文字,都在這三本書裏了。

2018年5月,我從芝加哥乘飛機回國,專門提前一天到的芝加哥,為的就是到那裏的校園轉轉。2006年春天,我第一次來美國時,就住在旁邊的51街,常到這裏來。從學生活動中心和圖書館前走過,我又去了一趟美術館。這是我每次來這裏的節目單上必不可少的保留節目。芝加哥大學的美術館可謂袖珍,但藏品豐富、展覽別緻。這次來,趕上一個叫作“記憶”的特展——幾位來自芝加哥的畫家,展出自己的油畫和雕塑作品之外,別出心裁地在展室中心擺上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個本子,讓參觀者在上面寫上或畫上屬於自己的一份記憶。然後,將這個本子收藏並印成書,成為今天展覽“記憶”的記憶。這是一個有創意的構想,讓展覽不僅屬於畫家,也屬於參觀者。我在本子上畫了剛才路過圖書館時看到的甬道上那個花壇和花壇上的座鐘。它的旁邊是春天一排樹萌發新綠的枝條。我畫了一個人在它旁邊走過。那個人,既是曾經在這裏求學的兒子,也是我。然後,我在畫上寫上“芝加哥大學的記憶”。那既是兒子的記憶,也是我的記憶。

雪泥鴻爪,這三本書記錄了我自2006年到2018年這十餘年的記憶,它是屬於在異國他鄉的情感記憶,是孩子成長的生命記憶——因為肖鐵已經度過漫長的求學期成家立業了,我的兩個小孫子也都已經上了小學。記憶和夢想,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主要標誌。而文學,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書寫記憶和夢想。我很幸運,可以用筆記錄下這一份與時間共生共存的記憶,還有一點未及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