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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內容產業高質量發展之思 ​——從版權合同看規範網文生產機制及平台經濟模式
來源:中國文化報 | 趙菁  周恆宇  2021年01月18日08:34

隨着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在各種網絡平台上從事數字內容生產成為文化創作領域中的普遍現象。僅網絡文學領域,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網文創作者已達1755萬(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2018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網絡文學市場規模達127.6億(艾瑞諮詢《2017中國數字閲讀行業研究報告》)。網文發展過程中,湧現出一大批具有鮮明中國文化特色或時代特色的原創作品,並通過資本運作實現了網文IP價值最大化。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網文國際市場也漸趨成熟,培育形成一整套網文發展的中國模式。欣欣向榮的另一面,平台經濟所特有的網絡效應與資本集中趨勢,也極易引發平台企業與網文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近年來圍繞強勢平台與廣大作者之間的權益爭議不斷並屢次引發網絡震盪,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即在於網文版權歸屬及相應的權益分配。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提出明確要求。202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舉行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當前網文產業中版權合同問題的討論,有利於規範網文生產機制以及平台經濟模式,並有助於從根本上推動數字內容產業高質量發展。

當前,網文平台與作者之間所簽署的合同,通常名為“文學作品獨家授權協議”,主要內容是網文作品的獨家全版權轉讓以及相應的報酬分成事宜。這種全授權模式合同,不利於全面保障作者一方的合法權益。

首先,2020年11月11日公佈的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著作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複製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製權、改編權、翻譯權、彙編權等十六項具體權利以及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其中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四項權利屬於人身權,後面十二項屬於財產權。根據立法釋義,著作人身權通常與作者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密切相關,專屬作者本人,保護沒有期限限制,一般情況下也不能轉讓、不能繼承;而著作財產權,是指權利人利用作品獲取收益的權利,可以授權許可他人使用,也可以依法轉讓,自然人作品的財產權保護有期限限制,即作者終生及其死亡後五十年。也就是説,著作權的人身權與財產權在權利具體內容、保護期限、是否可以轉讓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然而,在籠統的網文版權全授權模式下,雙方對於著作人身權和財產權的區分授權並不明顯,並且一刀切地將著作權最長保護期限作為著作權轉讓期限。雖然著作權法並未明確限制著作權轉讓期限,但簡單粗暴地以最長保護期限進行買斷,並不符合著作權法保護權利人的立法目的,也有違公平原則。

第二,網文作品的重要特點是作為IP成為後期諸多衍生開發的來源,即平台自行開發或者轉授第三方行使協議作品的影視/動漫/遊戲改編權、周邊衍生品開發權以及商品化權。對此,著作權法第十三條規定:“改編、翻譯、註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翻譯、註釋、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第十六條規定:“使用改編、翻譯、註釋、整理、彙編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進行出版、演出和製作錄音錄像製品,應當取得該作品的著作權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權人許可,並支付報酬。”根據上述規定,對基於原作品的改編等形成的新作品,原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並且新作品商務出版、發行、演出等應當取得原著作權人的許可並支付報酬。但是,網文版權全授權模式下,合同通常規定了要將包括改編權在內的協議作品的全部著作權獨家授予平台方。這在實際上不但未能體現著作權法對於改編作品原著作權人的保護精神,更侵犯了原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本質上是對原著作權人相關權利的漠視。

第三,就著作權轉讓合同中作者最為關心的轉讓價款即收益分成問題,著作權法第三十條規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標準可以由當事人約定,也可以按照國家著作權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支付報酬。當事人約定不明確的,按照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支付報酬。”對此,由於國家尚無指定文字作品網絡付酬的標準,各網文平台基本是自行制定付酬方式和標準,即將作品按照訂閲情況(或點擊率、閲讀時長等)計算報酬,由網文平台與作者對訂閲或廣告收入等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但通常網絡平台會對支付標準有着嚴格限定,特別是在免費章節的設定、起付字數或訂閲數、廣告收入、版權運作等方面,作者並無知情權保障,乃至於還有合同明確約定除稿酬外作者放棄向平台主張其他任何收益等“霸王條款”。

著作權轉讓是知識產權領域典型的民事法律行為,不僅應優先適用著作權有關法律,也應符合民事法律的一般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已於2020年5月28日公佈,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法典總則編、合同編部分內容,對於調整平台與作者之間的法律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網文平台擬定合同應普遍遵循公平原則及公序良俗原則。一般而言,民商事法律關係比較強調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原則,但民法典所要求的公平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意思自治的限制,在意思自治與公平原則相沖突時,有時需要優先適用公平原則。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雖然民事主體法律地位平等,但在實際民商事實踐當中,雙方因資源稟賦、資金實力、所處環境等不同,實際交易地位並不平等,有時候甚至差異巨大。在這種情況下,意思自治往往只是表象,雙方的合意實質只是一方當事人意思的體現,相對弱勢的一方只是對方意思的消極接受者,基本沒有對等議價能力,明顯處於不利地位。

具體到網文生產過程中,平台與作者簽訂的著作權轉讓合同,往往由平台一方預先擬定,並且針對不特定作者重複使用,合同具體條款也未與作者一方協商,屬於典型的格式條款合同。平台所擁有的資金、技術和運營方面的優勢,顯然是任何一個網文作者所不具備的;平台對專業知識的掌握也遠勝於普通作者,更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研究一份對自己運營有利的全授權合同。相比而言,作者在訂約時往往沒有選擇,也沒有對具體條款進行協商的機會和能力,甚至有可能不知道某些條款的具體含義,或者很難在短時間內正確理解相關條款可能導致的不利後果,因而極易成為著作權轉讓的權益受害方。因此,在網文著作權合同中,強化平台方的公平、合理義務承擔顯得尤為重要。

第二,網文平台應就與作者有關的重大利害關係條款履行主動提示和被動説明義務。為防範格式條款的弊端,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格式條款的提供方應就重大利害關係條款履行主動提示和被動説明義務。前者指條款提供方必須以足以引起對方注意的方式提請接受方注意格式條款中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等與接受方有重大利害關係的條款;後者指提供方應根據接受方要求對上述有關條款進行解釋説明。這是因為囿於背景、知識和能力欠缺,接受方雖注意到相關條款存在,但仍可能並不理解具體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潛在不利後果,因此應賦予其要求提供方進行解釋説明的權利。

反觀一些網文平台的全授權合同,作為佔有優勢地位的平台一方,在提供合同等格式條款文本的同時,鮮有主動提醒廣大作者注意其中免除或減輕平台自身責任等與作者權益有重大利害關係的條款,而大部分網文作者由於相關法律知識缺乏,在簽訂協議時也未主動要求平台方進行相應的解釋説明。當然,在合同簽訂後,對於合同中不合理地限制甚至排除作者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作者可以依據法律規定主張相關條款無效;但實際上作為弱勢一方的作者,這一維權成本相當高昂。因此,更常見的情況是作者對這些嚴重損害自身權益的不合理條款在網絡上“口誅筆伐”,在行業引起風波。

我國網絡文學發展至今,已成為引導輿論和價值觀的重要陣地、IP產業的源頭活水、文化強國的重要標誌。與此同時,網文出版發行也是新興的文化生產模式,是互聯網平台經濟的重要組成。在全版權運營這一資本視角下,更容易引起網絡平台方關注的,是通過付費、點贊、催更、打賞或點擊率等大數據而展現出來的、能向下遊輸出優質內容的頭部IP,及其背後少數的“大神級”作家。但是,近千萬的基層網文作者才是中國網絡文學持續發展的基礎和未來,單純依靠全授權合同對普通網文作者進行權益壓榨,並不利於網絡文學的長遠健康發展。

平台方及廣大網文作者均是文化生產與平台經濟的重要參與者,雙方處理著作權轉讓事宜時均應平等協商、公平合理、權責對等,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網絡文學的著作權轉讓合同應在更大程度上體現對於著作人身權的尊重;縮小獨家授權範圍和作品優先權範圍;刪除平台自行安排完本或續寫作品、社交賬號歸屬平台等若干不合理條款;在強調權利義務的適應性和對等性基礎上,以著作財產權授權模式為基礎,提供作品合作的多類別合同,並由作者自主選擇和確認;同時,基於不同授權模式,合理約定相應收益安排。特別應明確無論平台自用還是授權他用,作者均擁有IP改編版權收益,收益分配可根據作者參與程度、開發週期等實際情況由雙方另行商議。如此約定,有利於作者持續穩定地進行優質內容輸出,同時也有利於降低平台在著作權運營和後期開發中的潛在風險。

此外,網文產業還應當嚴格遵守國務院有關互聯網平台監管、文旅部有關數字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國家新聞出版署有關網文出版管理的各類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並且進一步加強行業自律,注重社會責任。要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社會治理等多種手段,促進創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動、高效配置,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